“如果这些限制未被遵守，那么游戏的结果就会受到直接威胁。有限游戏的规则是一种合同条款，参与者凭此认同谁是赢家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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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说过有限游戏的稳定进行在于裁判，观众，参与者a的三元分立，有限游戏的颠覆，也往往在于这中三者分立的失效。
当限制被违反后，有限游戏的参与者a首先受到影响，因为胜利的公平性被打破了。
如果裁判能够及时制止这种行径，那么 游戏就能够继续进行，制止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主要分为两方面。
一是要能够快速的制止违规行为，二是要避免违规行为的发生。
后者又有两点，第一点在于提高违反限制的成本（实际上是为了降低违反限制的性价比）这主要是减少人们违反限制的意愿，第二点在于避免违规行为的发生的可能性，比如说失信人员名单，或者是在游戏内外挂无法开启使用。
裁判作为技术性的工作，意味着规则之化身，因为他需要不偏不倚。（《6—初衷何以被履行》）
如果裁判未能够起到他的作用，他不能够将破坏规则者赶出场地，大量违反规则的参与者就会让游戏失衡，如果裁判不能够提前把那些破坏规则的人排除在外，他就将付出更多的精力来抓住那些违反规则的人，如此形成恶性循环，因此在现代游戏中，这两个功能往往是区分开来的（比如说足球禁赛并不由场上的裁判负责）
感到不公的参与者可以对于违反规则的参与者进行检举，他期望得到正反馈，如果裁判无法有效处理检举，事情就会层层上举，参与者会寻找一个更大的裁判来进行裁定，比如说公众舆论，在这个时候原本的裁判的权威性就失却了。契约不再被人直接的信任而是被放于共识之下再度检验。
按理来说契约在共识中被检验是其常态，但是一开始的检验是用来筛选参与者的，没有进入游戏的人以此判断游戏是否值得玩，但当内部的参与者需要来再度依靠共识来检验契约是否可靠时，就有着参与者退出的风险。
另外，引入共识就相当于引入了很多的观众视角，在受控的有限游戏下，拥有观众身份的人在大体上往往认同规则（《6—初衷何以被履行》），但是对于很多有限游戏来说，它的受众并非为所有人，观众身份的谴责会大大影响参与者a的激情（这是因为我们知道参与者是有多重身份的，他做出的决定不可能不受到共识的影响，因为他有着观众的身份），如果为了这批新到的观众改变规则，那么就有赶走原来玩家的风险。
在现实生活中，有限游戏很少是由参与者临时协定的，我们往往是参与一个已经被确定好的有限游戏，我们参与其中并不一定要认同其所有规则（《6—初衷何以被履行》），我们参与其中是信任其表现出来的信誉，如果游戏颠覆，那么就有人要为参与者的损失负责，例如法人一职。
有限游戏要么就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，避免它暴露在不相干的人的眼中，要么就要改变其规则，使它不至于在种种庞杂的观点之下失去弹性，确保其能够延续下去。前者难免躲躲藏藏，后者更加艰难也有着更大的通往无限的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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